城乡统筹实现4方面突破 成渝应当率先自费试验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

上午的论坛，先后由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四川省副省长王宁主持。开场白加在一起，没超过10分钟。

专家赞赏重庆民工公寓

9点10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第一个走上演讲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统筹城乡发展的口号，提了5年，今年6月7日批准重庆和成都为试验区后，我认为开始落地了……”

当唐仁健说到统筹城乡可在4个方面突破时，台下有人小声地议论：“很实在。”

唐仁健所说的“4个方面”，即人的体制、钱的体制、地的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

“农民工进城，总要有住的地方吧？在人的体制上，我很推崇重庆的农民工公寓，公寓有各种档次，农民工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唐仁健说，人的体制问题，不仅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就行了，唐仁健明确提出了“制度配套”，即公共服务、全国通用的农民工社保体制等。

多给农民设立“乡镇银行”

唐仁健所说的“钱的体制”，其核心观点是：要多给农民设立“乡镇银行”。更通俗地理解，就是金融机构要更多地为农村和农民服务。

唐仁健建议，重庆和四川要抓住统筹城乡契机，争取多批一些服务农村、农民的金融机构，成立一些农业信贷担保机构。

其实“钱的体制”是很多专家关心的问题。记者注意到，就在唐仁健的“乡镇银行说”发表两个多小时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林凌，同样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林凌曾到四川某县调研，发现该县农民存款37亿元，但可贷款只有7.8亿元。

统筹发展要少占地不占地

“土地体制的突破，很敏感，也很难办。”但唐仁健建议，再难，作为试验区的重庆和成都，也应在土地体制上有所突破。

怎么突破？唐仁健没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但他抛出了一个原则：占地和发展没必然联系。要发展，可以少占地，甚至不占地。

唐仁健举了国外的一些例子：日本50年来的发展，占用耕地不超过7%%；印度有效耕地26亿亩，发展中的耕地减少数比中国少；最近10年，中国因发展减地超过9%%。

唐仁健提出的第四个方面的突破是行政管理体制突破，“比如乡镇管理体制，给乡镇的任务太重，职能太多，实际上，乡镇很多时候只能执行，没有决策权。”

率先改革自费试验

杨伟民，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也是昨天演讲的专家。“率先改革”，这是杨伟民为两个试验区提出的希望。在谈到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时，杨伟民谈了他的看法：自费试验。

“起码到现在，还没有关于政策、项目、资金倾斜的说法。”似乎是为了强调“自费试验”的必要性，杨伟民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

对于统筹城乡，杨伟民说得非常明白：“国家允许重庆和成都先行、先试、先改，但是，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胃口’不要太大。”

“试验”是“自费”的，但杨伟民却没给试验区降低试验要求。而在对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的权利方面，他甚至专门提出了要给3项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利；同质化的生活条件权利，如供水、供电、收听（看）广播电视等。

本版文 记者杨光毅罗强本版图''记者何熠

成渝统筹城面临三大压力

唐仁健昨天表示，重庆和成都要率先探索统筹城乡的路子，目前看来还面临三方面压力。

压力一农村人口比例偏高

“成都的统筹城乡，3年前就开始了。农村人口压力上，稍轻松一些。重庆起步晚一点，今后怎么办？”唐仁健给重庆的建议是，要考虑“城乡均衡化”或“城乡渐进化”，而不要一味追求“城乡一体化”。

“那么多农村人口，怎么带得动？这个压力可能是统筹城乡最大的压力，一定要清醒。”唐仁健提醒说。

压力二资源究竟向哪倾斜

第二个压力，实际上是发展压力。城市和农村都要发展，各种资源究竟向哪里倾斜？唐仁健建议，政府要在这个问题上，仔细权衡，一定要考虑得非常清楚，非常成熟。

压力三政府如何宏观调控

“体制转轨的压力，是统筹城乡的第三个压力。当中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如何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唐仁健直言不讳地表示，有很多包袱，我们一直想消除，但又一直存在。这些包袱，很多是体制上的，没能完成转轨。

第二届高层论坛明年在成都举办

本报讯第二届川渝合作高层论坛，明年将在成都举办。在昨天结束演讲前，四川省发改委主任解洪，盛情地邀请在座的专家和官员：“欢迎大家明年到四川去，参加论坛。明年论坛的主题是讨论成渝经济区的规划。”